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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道教外丹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唐朝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唐朝是历代帝王死于道教外丹服饵最为严重的一个朝代，由此影响了中医养生学的思想和途径，形成了中医养生学发展史上的一股逆流，可引为史鉴，另一方面，自唐代开始，理性和清醒的种子已开始发芽，道教外丹术带来的制药化学成果大量地运用于中医临床、矿物药的种类得到扩展、中药鉴定和炮制技术也相应地受到外丹术影响。由此可见，唐朝是整个道教外丹术对中医药影响的浓缩和再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药学影响这一案例的研究，探讨医学自身之外的因素对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作用，从而提示这些作用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面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有时明显，有时隐约。 　本文主要从两大方面展开探讨：一是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学的影响，包括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和对中医临床的影响；二是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药学的影响，包括对矿物药的影响，对中药鉴定和炮制的影响。 　道教外丹术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 　有唐一代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时期，道教在唐王朝的地位，雄冠儒道佛三教之首，成为唐王朝的国教，其影响渗透到唐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唐代上至帝王，下至文人迷恋炼丹合药，追求长生不死成为一种时尚，由此带来唐王朝蔚为壮观的服丹景况。 　唐代席卷而来的服丹风潮，不可避免地对医家的养生思想产生影响，由此出现了迷寐和清醒相混杂的局面。一方面，医家们对服丹养生抱有幻想，将炼丹原料视为神丹大药，载入本草著作；面对屡屡中毒的事实，医家们将原因归究于石药的不纯和酷烈之性，于是寻找各种办法去除和解脱石药之毒，坚定不移地将服丹作为养生的正确途径；然而，另一方面，即使用尽各种方法，仍敌不过服丹者病痛死亡骈首接踵的残酷现实，医家们开始反醒和深思，由此对服丹养生的方法产生了质疑和否定，并且萌发了将炼丹实际产物运用于中医临床的思考。 　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临床的影响 　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临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丹术所获得的实际产物在中医临床中的运用，其中砷、汞、铅以及合金化学所获得的实际产物尤其值得重视。唐代问世的几部专著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焘《外台秘要》、蔺道人《理伤续断方》中记载了丰富的临床运用成果。 　含砷矿物在中医临床中的应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唐代仍旧在临床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中颇有特色的是砒霜和雄黄的药用。砒霜由升炼砒石或在巨釜中焙烧署石、雄黄而得。唐代时，砒霜被正式运用于医药行业，唐初问世的《太清丹经要诀》中的“造砒丹法”即用以治疗疟疾以及心痛牙疼之病，稍晚的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2记载的“太一神精丹”对于疟疾有特殊的效果，其奥秘就在于方中含有砒霜的成分。孙氏在运用“太一神精丹”时斟酌病人体质及病状而区分药物分量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砒霜的用量，使其发挥治疟疗效而减少毒性反应。据考证，用砒霜治疟，在西方医学界，直到1786年才由英国医师孚勒发现，比起孙氏丹方已晚了1100多年。砒霜治疟的功效在后世得到了继续的发挥，其在临床其他内外科的运用也很广泛。至现代，砒霜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展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 　雄黄是道教外丹术的重要原料，在唐代中医临床运用中比较有特色的是在急救医学、齿科以及外科领域及癥瘕积聚诸病中的应用。孙思邈之《太清丹经要诀》的“造赤雪流珠丹法”，经赵匡华先生考证为雄黄。该丹被用于救治垂危病人；《外台秘要》载有“必效杀齿虫方”，即利用雄黄治疗龋齿病，同时也是一种运用砷剂的失活牙髓技术。《备急千金要方》载有“雄黄兑散”，治疗肛周痈肿疮毒、痔漏、湿癣、肠道寄生虫病，在唐代，这是外科用药中一种运用比较普遍的方法。《备急千金要方》卷11“太一神明陷冰丸”，卷12“耆婆万病丸”、“仙人玉壶丸”，卷24“太一追命丸”，即用雄黄治疗癥瘕积聚。 　唐代时，外丹术所炼之铅丹被大量运用于中医临床，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铅膏药中的应用，孙思邈《千金翼方》的赤膏即是这种铅膏药的典型代表。除此以外，铅丹在五官科、伤科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治目赤及翳方”及《理伤续断方》中的桃红散均用到铅丹。 　密陀僧，据赵匡华先生考证，为中国古代炼丹家用吹灰法炼金银而得到的一种副产品——黄丹。密陀僧在唐代时被载入本草著作，并在临床的美容面药中发挥了较大的医疗效用。如《备急千金要方》中的“玉屑面脂方”、《外台秘要》的“广济疗面皯方”是密陀僧在面脂面膏方中的运用，《外台秘要》的“令面生光方”是密陀僧在面糊剂中的应用。密陀僧在美容面药中的作用，后世仍旧沿用。 　铅粉，据赵匡华先生考证，是中国古代最先制得的，也是最早与医药结缘的铅化合物。铅粉广泛地应用于唐代的外科、妇科、眼科、皮肤科等临床上，如用于疮疡肿毒的乌膏方、用于妇科乳疮的黄连胡粉膏散方、用于赤眼病的治赤眼方、用于狐臭的治诸腋臭方中均用到铅粉。 　汞剂对唐代中医临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汞的氯化物和汞的硫化物上。汞的氯化物有两种，一为轻粉，二为粉霜。 　轻粉在唐代中医临床上的运用，主要以外用为主，用于小儿头疮及疥癣之病。而粉霜则用于外科疥癣以及伤科损伤等病。轻粉和粉霜，更多的运用其实是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人工炼制的氯化汞和氯化亚汞的混合结晶物被称为白降丹大量用于外科疮疡等病。现今，寻找白降丹无毒替代品，克服其毒性，是积极挖掘古代医学成果以作今用之理想途径。 　人工升炼的硫化汞在唐代时已经被孙思邈运用于中医的临床上，如其所著《太清丹经要诀》中记载的造小还丹法，功能：“去心忪，热风鬼气，邪痊虫毒，天行温疟，镇心、益五藏，利关节，除胀满心痛，中恶，益颜色，明耳目”，在《千金翼方》中还有小还丹愈疾去风的记载。这种人工炼制的硫化汞相当于今天的灵砂或银珠。以孙思邈所记载的小还丹功能来看，此为灵砂的可能性更为大些。 　道教外丹术对矿物药运用的影响 　唐代是道教外丹术发展的鼎盛时期，作为主要炼丹原料的矿物药在此时得到了大量的扩充，道教外丹术对唐代矿物药运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期间问世的两部本草著作《新修本草》和《本草抬遗》。笔者参考《石药尔雅》以及前辈赵匡华先生的研究，将《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中与外丹术有关的矿物药查找并列表，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研究得出《新修本草》中有8味，《本草拾遗》中有18味药与道教外丹术关系密切，其中有石中黄子、光明盐、绿盐、密陀僧、硇沙、水银粉、铁锈、马脑、甘土、不灰木、水花共11味药用于中医临床并影响现代，神丹、玉膏、玉井水、千里水及东流水、甘露水、繁露水、秋露水共7味药用于炼丹服食，而胡桐泪、铜矿石、生银、诸金、握雪礜石、石漆、玄黄石、特蓬杀、神丹共9味药用于外丹术之基本原料，后世已不再应用。 　道教外丹术对诸种“消”石鉴定的影响 　关于“消石”、“朴消”和“芒消”的认识从《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到《本草经集注》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然而唐代的《新修本草》中对三种“消”石的认识又出现了混乱的情形，造成了后世对三种“消”石认识的继续混乱。唐代道教外丹术在利用”“消石”作为炼丹原料的过程中，逐渐地总结出一系列鉴别“消石”的方法，诸如焰色法、硝黄法炼制铅丹以及助燃性等等，与此同时，也逐渐地认识到“芒消”、“朴消”、“马牙消”等的特性，如“芒消”和“朴消”加热时容易出现结晶水析出并沸腾的现象，“芒消”在自然状态下能够渐渐地变成白色粉末等。道教外丹术对诸“消”性质的认识为正确认识诸“消”打下了基础，是后世本草如《开宝本草》以及《本草纲目》全面鉴别和正确总结诸“消”的重要来源。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药炮制的影响唐代炼丹服饵成为时尚，对金石药物的炼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唐代的中药炮制，这集中体现在《雷公炮炙论》以及《备急千金要方》和《新修本草》有关炮制的内容中。 　　关于《雷公炮炙论》的成书年代，历来争论比较多，主要有刘宋说、隋人说、唐一五代说、赵宋说、隋末唐初之辅宋雷斅撰，唐末之胡洽重定说。因最后一种假说对现存史料和以上四种假说——加以分析，其结果不仅与现存的所有史料相契合，而且可以解释诸假说的正误原由。本文即从“隋末唐初之辅宋雷斅撰，唐末之胡洽重定说”。 　道教外丹术对《雷公炮炙论》的影响具体体现在：(1)道教炼丹禁忌被移植；(2)运用草木药为辅料炮制药物：道教外丹术运草木药炼丹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雷公炮炙论》的炮制操作。《雷公炮炙论》中运用草木药为辅料炮制药物非常普遍，其中不用草木药为辅料的药物只有51种，另外135种全用辅料。其中只用一次的专药专用辅料多达40余种，合用2种以上辅料的炮制品多达32种。《雷公炮炙论》中许多草木药与用于外丹的草木药同，这进一步表明了《雷公炮炙论》受道教外丹术影响。在用草木药炮制药物的实际操作中，《雷公炮炙论》主要运用了两种方法，即“煮”法和“煅”法，这种方法类似于草木药炼丹操作中的“自然汁煮法”和“匮法”；(3)中药炮制移植了炼丹术的某些方法，主要有研磨、水飞、六一泥固济法、伏火法、关法；(4)中药炮制借用了炼丹器具，如瓷制容器，铛、绢制品筛罗、乳钵等。道教外丹术对唐代其他医书如《备急千金要方》和《新修本草》的炮制学内容也有影响。讨论纵观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药学的影响，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临床用药、矿物药的运用、中药的鉴定和炮制等诸方面有着较大的积极影响，而道教外丹术对唐代中医养生学的影响，则是其消极影响的体现。 　分析这些影响发生的原因，首先得从道教外丹术与中医药的关系谈起。道教外丹术与中医药学有着相同的背景源头，即阴阳五行学说和古代神仙方术，有着相同的内部目标即重生延年，这是产生影响的理论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