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究2019-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中国、全球及不同社会人口学指数(socio-demographic index,SDI)地区抑郁症疾病负担较1990-2019年间的变化,分析性别-地区差异.方法 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lobal Burden of Disease,GBD)数据库1990-2021年中国、全球和不同SDI地区的抑郁症相关数据,使用年龄标准化患病率(age-standardized prevalence rate,ASPR)、年龄标化伤残调整生命年(age-standardized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ASR-DALYs)、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stimated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EAPC)等指标,描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区的抑郁症疾病负担的分布特征.使用Joinpoint模型分析负担的时间变化趋势,贝叶斯年龄-时期-队列(Bayesian age-period-cohort,BAPC)模型估算 2020、2021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带来的抑郁症超额疾病负担.结果 2021年我国抑郁症ASPR为2 875.68/10万(95%CI:2 589.96～3 203.43),较2019年的2 825.00/10万(95%CI:2 550.42～3 136.08)升高;2021 年我国ASR-DALYs为 430.61/10 万人年(95%CI:305.24～586.21),较2019年的430.14/10万人年(95%CI:303.92～580.82)升高.Joinpoint分析显示,我国抑郁症ASPR在2019年出现拐点,2019-2021年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age change,APC)为0.95(P＜0.05)呈现上升趋势,相比全球和各SDI水平地区,我国上升幅度较小.我国抑郁症ASR-DALYs在2019年未拟合到明显拐点,而其他地区ASR-DALYs在2019年附近出现拐点,呈明显上升趋势(P＜0.05).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带来的抑郁症超额疾病负担最轻,2021年超额ASPR为121.67(每10万人),超额ASR-DALYs为12.25(每10万人年),全球水平分别为我国的3.6倍和7.0倍.女性的ASPR和ASR-DALYs水平均高于男性,女性超额疾病负担高于男性水平,高SDI地区的女性超额疾病负担最重.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为全球各地区带来严重的抑郁症超额疾病负担.我国有效的疫情应对政策和心理援助措施,有助于缓解这一负担.对策 政府应加大精神卫生保健资源的投入,加强精神卫生知识的宣传,提高全人群对抑郁症的认知水平.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应迅速采取防控措施,保证规律、即时的信息发布,稳定社会情绪,联合基层社会组织实施心理援助与情绪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