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不平等在宫颈癌自然史连续谱(从癌前病变到浸润癌)中的作用模式目前尚不清晰.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不同维度的SES与不同阶段宫颈病变风险的关联,为识别高危人群、制定精准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设计,纳入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于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就诊的508例女性受试者,依据病理诊断结合《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10th revision,ICD-10),编码将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原位癌及宫颈浸润癌设为3个病例组,无宫颈病变者为对照组.问卷收集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个人月工资及居住地经济水平4个SES指标.鉴于结局变量具有有序性且比例优势假设不成立,构建3个独立的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各SES指标与不同病变阶段的关联,估算OR及95%CI,并调整年龄、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疫苗接种状态等混杂因素;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检验多重共线性,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508例患者,其中无病变组74例(14.6%)、宫颈上皮内瘤变组213例(41.9%)、宫颈原位癌组110例(21.7%)、宫颈浸润癌组111例(21.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与宫颈上皮内瘤变(OR=0.475,95%CI:0.258～0.877,P=0.017)及宫颈浸润癌(OR=0.361,95%CI:0.175～0.746,P=0.006)发生风险降低相关,但与宫颈原位癌无显著关联;个人月工资>5 000元与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降低相关(OR=0.332,95%CI:0.137～0.806,P=0.015);非富裕地区女性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较富裕地区增加92%(OR=1.920,95%CI:1.005～3.668,P=0.048).家庭年收入与各阶段病变的关联均无统计学意义.模型3所有变量的VIF<1.12,提示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敏感性分析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以无病变组为共同参照,结果显示各SES指标与病变阶段的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atio,RRR)与上述独立二分类模型方向一致,提示结果稳健.结论 社会经济差异对中国女性宫颈病变风险的影响呈现维度差异性.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与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降低独立相关,而居住地经济水平和个人月工资水平主要影响宫颈浸润癌发生风险.对策 建议通过整合筛查至基层计划生育体系、实施数据驱动的瓶颈分析与微干预、强化社区动员与家庭参与等策略,系统性消除低教育水平及非富裕地区人群在宫颈癌疫苗接种、筛查与治疗环节面临的可及性壁垒,确保消除宫颈癌目标公平惠及弱势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