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不孕夫妇的心理状态受双方二元应对方式的影响.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探讨异地居住不孕不育夫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过程中双方二元应对方式对焦虑、抑郁的影响.方法:选取2024年3月—8月于我院生殖医学科行IVF-ET的异地居住的不孕不育夫妇(187对)为研究对象,调查夫妻双方的年龄、不孕时间、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二元应对量表(dyadic coping inventory,DCI),通过相关性分析和构建APIM探讨异地不孕不育夫妇二元应对方式对双方焦虑、抑郁的影响.结果:女方焦虑者占比19.25％(36/187),抑郁者占比26.74％(50/187).男方焦虑者占比1.07％(2/187),抑郁者占比15.51％(29/187).无论男方和女方,不同异地时长组间SAS、SDS标准分均存在差异,异地时长>5年组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夫妻双方的SAS、SDS标准分与自身和配偶的DCI总分呈负相关(P<0.05).APIM显示,男方负面情绪受到主体效应和客体效应的影响(P<0.05),女方仅受到自身主体效应的影响(P<0.05),客体效应不明显(P=0.128).结论:异地居住不孕不育夫妇二元应对方式,对男女双方的负面情绪具有不同程度的主客体效应,临床护理中需要重视男女双方二元应对差异,通过制定针对性护理方案以提升护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