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析共情和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关联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成都儿童正向成长队列中2022年6-7月调查数据,研究对象为成都市6所中小学5～9年级学生.分别使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L)、中国家庭评估测量工具(C-FAI)、人际反应指数中文版共情分量表(C-IRI)、中国积极青年发展量表(CPYD)情绪能力(EC)分量表评估调查对象的内外化问题行为、家庭功能、共情和情绪能力,以各量表总得分分别除以各维度条目数后的平均分为其最终得分.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级和地区)学生群体间,家庭功能、共情、情绪能力和内外化问题行为间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察家庭功能、共情、情绪能力与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使用AMOS 24.0验证假设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共情和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3026名,其中男生1548人(51.16%),女生1478人(48.84%);5年级798人(26.37%),6年级738人(24.39%),7年级567人(18.74%),8年级614人(20.29%),9年级309人(10.21%);城镇2064人(68.21%),农村962人(31.79%).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在不同年级学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且家庭功能、共情能力得分在不同年级学生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而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在不同性别和地区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19,0.959).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功能得分(得分越高家庭功能越差)与共情、情绪能力均呈负相关(r=-0.482、-0.432,P<0.01),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呈正相关(r=0.220,P<0.01);共情与情绪能力呈正相关(r=0.402,P<0.01);共情、情绪能力与内外化问题行为各维度均呈负相关(r=-0.115、-0.305,P<0.01).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42(95%CI:0.031～0.057);共情、情绪能力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10(95%CI:0.007～0.014).结论 家庭功能可直接、并通过共情和情绪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影响青少年内外化问题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