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与压力生活事件(SLE)相关的脑结构变化对抑郁严重程度的影响及其在SLE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的作用.方法 招募88名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有一次SLE经历的健康受试者,并对其进行临床评估和MR扫描.分别采用生活事件量表(LES)、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估SLE的水平和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应用FreeSurfer对三维高分辨率T1加权(3D-T1WI)结构像进行图像重组及自动化分割,获得眶额叶、前扣带的皮层厚度以及海马(包括亚区)、杏仁核(包括亚区)的体积.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SLE与眶额叶、前扣带皮层厚度以及海马、杏仁核各亚区体积的相关性.以CES-D评分为因变量,以与SLE相关的脑结构变化、LES总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讨脑结构变化在SLE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 LES总分与眶额叶、前扣带皮层厚度以及CA3/4、齿状回(DG)、基底外侧复合体(BLA)、中心内侧复合体(CMA)体积呈显著负相关(P均<0.001).较高的抑郁严重程度与较小的眶额叶皮层厚度,较小的CA3/4、BLA体积以及较高的LES总分显著相关(P均<0.05).中介效应模型表明眶额叶皮层厚度、CA3/4体积、BLA体积分别在SLE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结论 眶额叶皮层厚度、CA3/4、BLA体积可能是解释SLE与抑郁严重程度之间关系的生物学载体,这有利于提高对SLE增加抑郁症易感性的神经生物学机制的认识,为抑郁症的预防、诊疗及预后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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