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背景 当前,大学生群体抑郁情绪问题日益凸显.童年期虐待经历是导致大学生抑郁的重要因素.虽然两者之间的关联已经得到确认,但关于童年期虐待如何通过特定的社会心理机制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目前证据不足.目的 探讨情绪调节困难在童年期虐待与大学生抑郁之间的中介机制,并分析心理弹性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为改善大学生抑郁状况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4年3月14日,采用整群抽样方法,纳入黑龙江省某高校751名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使用童年期创伤问卷(CT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心理弹性量表简版(CD-RISC-10)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进行评定.使用Pearson相关分析考查各量表评分之间的相关性.采用Process 4.2中的模型4与模型7进行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效应检验以及心理弹性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①共回收有效问卷712份(94.81%).②大学生CTQ评分与DERS评分和PHQ-9评分均呈正相关(r=0.296、0.507,P均<0.01),与CD-RISC-10评分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评分均呈负相关(r=-0.148、-0.229,P均<0.01).③情绪调节困难在童年期虐待与抑郁之间的间接效应值为0.091(95%CI:0.018～0.046),占总效应的17.95%.④"童年期虐待→情绪调节困难→抑郁"这一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童年期虐待→情绪调节困难)受心理弹性(β=-0.030,t=-6.147,95%CI:-0.040～-0.020)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β=-0.051,t=-3.929,95%CI:-0.077～-0.026)的调节.结论 童年期虐待既能直接影响大学生抑郁,也可以通过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影响抑郁,该中介模型中的"童年期虐待→情绪调节困难"路径受心理弹性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