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考察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对双方自我表露及婚姻调适的影响,为提高乳腺癌患者夫妇的婚姻调适,制定基于夫妻二元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便利抽样法,选择在西安市某 2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就诊的 340 例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感知伴侣回应量表(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scale,PPRS)、痛苦表露指数(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及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量表(Locke-Wollance marital adjustment scale,LWMAS)进行调查.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患者夫妇在感知伴侣回应、自我表露和婚姻调适中的差异性;采用Mplus 8.0 建立APIM模型,并用Bootstrap置信区间评估法验证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共有 291 对患者夫妇完成研究.患者的自我表露(t=4.877,P＜0.001)及婚姻调适(t=2.107,P=0.036)高于其配偶,两者间的感知伴侣回应无差异(t=-1.235,P=0.217);APIM模型结果显示,在主体效应中,患者及其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均能够正向预测自身的自我表露(β=0.306,β=0.245,P＜0.001)及婚姻调适(β=0.322,β=0.332,均P＜0.001);在客体效应中,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可正向预测配偶的婚姻调适(β=0.258,P＜0.001),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对患者的自我表露及婚姻调适均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243,β=0.412,均P＜0.001);中介效应显示,患者及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可借由患者的自我表露影响其婚姻调适[患者效应量=0.055,P=0.006,CI(0.022,0.1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7.68%;配偶效应量=0.047,P=0.009,CI(0.020,0.09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1.27%];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可以通过自身自我表露影响其自身婚姻调适[效应量=0.069,P=0.007,CI(0.029,0.13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0.29%].结论 乳腺癌夫妇的婚姻调适、自我表露与双方的感知伴侣回应密切相关,因此相关干预方案应基于提升夫妻感知伴侣回应的视角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