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批摘要1965年暑假我从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怀着对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这所中国植物生理研究殿堂的向往,我和王国强等8位来自不同学校的毕业生考取植生所的研究生,先在北京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哲学,1966年初,我即回所。不久,我随导师罗士韦先生去当时的马陆公社蹲点,从事土法生产赤霉素(固体发酵)的试验。当时植生所刚经过“四清”运动,不少科研人员都下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我从研究所的同学那里也逐步了解到所里各实验室的研究工作及导师的情况。当时植生所的植生部分还在岳阳路320号,与生物化学研究所、生理研究所和实验生物研究所共用320号大楼,各所都有自己的少壮派优秀科研人员的代表人物,而在我们研究生心目中,沈允钢先生就是植生所的代表。所领导给我们介绍所里的情况时,也总是把沈先生作为当时“又红又专”的标兵和我们学习的榜样,而我们研究生心里所钦佩的是他在光合磷酸化领域出色的科研成果,33岁就由助理研究员破格提升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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