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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中国成本-效果阈值实证研究匮乏的背景下，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获得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的支付意愿，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及群体异质性，为湖北省卫生技术评估的发展提供经济学评价准则，同时为中国成本-效果阈值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并就其未来研究方向提供建议。<br>　　方法：采用离散选择试验（DCE）方法获得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通过文献回顾、专家咨询确定DCE问题的属性（EQ-5D-3L量表的5个维度及每月所需卫生费用）和水平，利用Ngene软件中的高效设计模块设计DCE问卷。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共计在恩施州2个镇4个村调查150人。其中有效问卷144份，问卷有效率95.36%。采用混合Logit模型分析数据，了解农村居民对EQ-5D-3L量表5个维度的偏好；借助健康效用值积分体系将量表的5个维度转换成获得的QALY，由转化后的混合Logit模型回归系数的边际替代率获得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通过两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探究人口学特征对湖北省农村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利用潜分类Logit模型分析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支付意愿偏好的群体异质性，并探究各类人群的人口学特征。<br>　　结果：对于EQ-5D-3L量表的5个维度，湖北省农村居民最看重的是“日常活动”维度，“我在进行日常活动方面有些困难”、“我无法进行日常活动”水平的系数分别为0.590、1.060（均P＜0.001）；边际替代率结果表明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为85091.35元（72097.68元-98085.02元）；人口学特征会影响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年龄越小（β=-0.125，P=0.008）、家庭收入水平越高（β=0.102，P＜0.001）的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越高；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存在群体异质性，可将湖北省农村居民划分为三类，分别为：“综合型”（n=60，41.50%）、“健康偏好型”（n=66，46.10%）、“金钱偏好型”（n=18，12.50%）。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收入水平可以预测湖北省农村居民的所属类别，受教育程度越高，年龄越小，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人群属于健康偏好型的可能性更高。<br>　　结论：受当地经济、文化等因素及受访者个人特征综合影响，湖北省农村居民对健康状态的5个维度存在偏好；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略高于一倍湖北省人均GDP，以人均GDP的形式表示成本-效果阈值方便阈值的应用；陈述偏好法的视角会影响成本-效果阈值的结果，决策者需理性看待由陈述偏好法推导出的成本-效果阈值；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存在群体异质性，不同类别群体支付意愿不同，在用陈述偏好法获得成本-效果阈值时应综合各类人群意愿；不同视角的阈值研究对中国均有指导意义，未来应开展多种方法对成本-效果阈值进行测算；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差异明显，不同人群偏好不同，可考虑构建多层次的阈值体系；建议严格从经济性的角度确定成本-效果阈值，采用单一的明确的阈值，在卫生资源配置的决策过程中采用多准则决策分析辅助决策；政府应主导中国成本-效果阈值研究，以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及稳定性。<br>　　创新与不足：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有三点：（1）研究为卫生技术评估的基础性研究，通过陈述偏好法获得湖北省农村居民对每QALY的支付意愿，丰富了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2）研究设计上，采用更为科学的D-efficiency设计确定DCE问题，提升了研究的设计效率，同时对DCE问题的样式进行了创新，提高问卷的应答率及估计的置信度。（3）采用合适的模型分析数据，结果稳健可靠。本研究客观存在的不足有以下三点：（1）受研究时间、研究经费限制，本研究仅在恩施进行了调研，样本量偏低；（2）本研究的DCE问题是单一的健康改善类情境，无法比较各类情境对结果的影响；（3）采用的中国健康效用值积分体系并不是从湖北省农村居民推导出来，因此该健康效用值积分体系不能完美代表湖北省农村居民对生命质量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