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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已经暴发了数次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始于2019年底的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全球大流行，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以及个体生活带来各式风险与挑战。一方面，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管理原则，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对口支援湖北、风险沟通促成防控型集体行动等均体现了公共卫生应急中的“协同优势”；另一方面，湖北红十字会应急保障物资配置失灵、大理市扣押征用途径的重庆防疫口罩、大货车司机被困高速等事件也凸显了公共卫生应急中的“协同惰性”。鉴于应急协同治理中存在的“协同优势”与“协同惰性”之别，故本文的研究问题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是什么？换言之，如何通过多主体合力生成“1+1＞2”的“协同优势”，以化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公共安全风险或危机？<br>　　依据研究问题，本文重点研究四方面内容：一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廓清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关键变化，即“逻辑演进”分析。把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不仅要观察它现在是什么样，还要考察它是怎么来的，以识别其中存在的组织惯性，这是避免案例分析陷入“就事论事”，走出个案的研究需要；二是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典型案例的深入挖掘与比较分析。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度解剖与跨案例、跨类型比较，在事实层面揭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即“经验探寻”分析；三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阐释。依据跨案例、跨类型比较的结果，在理论层面揭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机理，即“模型建构”；四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优化。这部分重在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优化提供路径，以回应现实所需。<br>　　首先，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在四方面存在路径依赖：其一，执政党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统筹协调作用；其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特别强调过程的统一性与有序性；其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发初期，地方政府偏好于“内紧外松”的应对策略，未能将公众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其四，临时调整央地政府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是央地应急协同的常见行动选择。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在四方面发生了关键变化：其一，部门协同经历了从“临时协调”到“内设机构”再到“政府部门”的变迁；其二，政社协同发生了从“管控对象”向“应急治理共同体”的转型；三是党政协同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党政分工”再到“党政同责”的演变；四是央地协同经历了从“中央主导”到“分级管理”再到“加强指导”的变迁。除了权力结构上的变化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亦经历了从突出“分类管理”到强调“集中协调”、从依赖“虚体协调”到重视“实体协调”、从“局部协同”到以问题为导向的“整体协同”的变迁轨迹。当前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既体现了历史延续性，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特征。<br>　　其次，依据应急管理生命周期理论，从“行动目的”和“生命周期”两个维度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划分为“冲击—回应型”“预警—防控型”“恢复—冲击间断型”和“恢复—防控平衡型”四种类型。根据每一类型的特征分别选取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对口支援湖北”“河南硬核防疫”“南京禄口机场疫情”以及“上海统筹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四个案例。这四个案例的资料丰富、边界清晰，案例属性能较好对应每一类型的特点。在数据的收集上严格遵循“三角互证”原则，通过参与式观察、非介入式观察、访谈等获取一手资料，通过政策文件、官方报道、大数据、影像资料等获取二手数据。在个案内分析、跨案例比较的基础上，从目标形成、主体整合、过程协调、控制激励四方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共性特征进行厘定。<br>　　接着，提出压力权变模型用以解释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逻辑，也是对应急协同优势何以生成、应急协同如何破解“协同耗时”与“时间稀缺”之间矛盾的问题的回答。压力权变模型由应急协同环境、目标形成机制、主体整合机制、过程协调机制、控制激励机制、协同领导力六大模块构成。在压力权变模型中，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运行的前提基础包括：时间压力、任务压力、资源压力以及不确定性的行动场域；协同是解决某项风险或危机的唯一可行渠道或最佳渠道；应急管理系统的开放性；协同参与方均为理性人。与既有模型相比，压力权变模型将机制运行的目标锁定为化解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或危机，“共识与承诺”不是协同生成的必要前置条件，党政主体居于协同网络的中心位置，但压力权变模型仅适用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对常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常态情景下的协同治理不具适用性。压力权变模型认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受场域环境的影响，集中决策下的诉求回应与共识塑造是目标形成的核心特征，利益协调是主体整合的关键，组织、行动与信息协调对全过程协调发挥着支撑作用，控制强化、理念融入与规则调整对规避应急协同中的目标偏差、机会主义倾向、合作理性的增量生产和存量释放十分重要。<br>　　最后，文章从强化环境的能促作用、以统一指挥和集中决策推动多元目标融合、以利益协调和认知引导驱动主体整合、以信息赋能和集成平台建设优化过程协调、以适应性问责制度建设激活主体的向心力、应急协同领导力培育六个方面，提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优化建议。<br>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其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在权力结构、协同秩序、行动偏好、央地协调四方面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其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与常态协同治理机制在行动场域、权力结构、目标形成、主体整合、过程协调、控制激励六个方面均存在区别；其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机制的运行受场域的制度因素、事件因素、惯性因素的交织影响，利益平衡对应急协同优势的生成具有强大的保护效应，集中决策有助于缓解应急协同面临的时间压力并减少行动冲突，过程协调与控制激励越有效，利益平衡对协同结果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br>　　本研究对于服务“统筹发展和安全，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的战略布局，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等，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关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协同治理中的目标偏差、应急协同治理效能等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