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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外周血中炎症标志物、前白蛋白（Prealbumin，PAB）和白蛋白（Albumin， ALB）对晚期实体肿瘤患者抗PD-1（Programmed Cell Death-1，程序性死亡受体-1）治疗中临床疗效的预测价值，为筛选免疫治疗获益人群，提升PD-1抑制剂在实体瘤治疗中的效果，从而提供优化方案。<br>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3年10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接受PD-1抑制剂治疗的374例晚期实体肿瘤患者，并收集上述患者的基线临床特征、血液参数及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 Related Adverse Event，irAEs）发生情况。通过X-tile软件3.6.1（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确定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和PAB最佳截断值（Cut-off值），并将其分为高和低水平组，绘制两组间Kaplan-Meier生存曲线，进行Log-Rank检验。通过单因素与多因素的COX回归分析方法，评估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的风险比率及95%可信区间，绘制森林图。使用Wilcoxon秩检验比较治疗前（基线）与首次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PR）时炎症标志物水平的差异，绘制小提琴图。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临床基线资料及相关指标与患者irAE的相关性。在整个分析过程中，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r>　　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史、免疫治疗线数、肿瘤分期、PD-1抑制剂治疗前基线ALB、CRP、PAB与PFS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吸烟史、免疫治疗线数、肿瘤分期、ALB、CRP和PAB是影响患者PSF的独立预后因素。Kaplan-Meier分析显示：高PAB组中的患者的PFS显著高于低PAB组（P＜0.01），低CRP组中的患者的PFS显著高于高CRP组（P＜0.01）。PAB基线水平的降低和CRP基线水平的升高与患者的PFS显著缩短相关（P＜0.01）。动态监测患者外周血炎症标志物变化，结果显示当患者首次PR时，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C-反应蛋白/前白蛋白比值（C-reactive protein-to-Prealbumin ratio， CPR）和C-反应蛋白/白蛋白比值（C-reactive protein-to-Albumin ratio，CAR）相较于基线有所降低（P值均＜0.05），而白蛋白/纤维蛋白原比值（Albumin-to-Fibrinogen ratio，AFR）相较于基线有所升高（P＜0.05）。相反，在患者首次PD时，NLR、CPR和CAR均相较于基线有所升高（P＜0.05）。本研究共有200例患者发生了irAEs，总发生率为53.47%（200/374）。在所有等级的irAEs中，发生率最高的为皮疹（10.96%， 41/374），其次是甲状腺功能减退（9.89%，37/374）。应用x2检验分析显示，发生irAEs与未发生irAEs的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844），但性别和远处转移部位、首次PD时CPR与irAEs发生有明显关联（P＜0.05）。<br>　　结论：在晚期实体肿瘤患者接受PD-1抑制剂治疗过程中，炎症标志物水平的下降以及PAB和ALB水平的升高表明患者病情缓解，相反则提示病情进展。动态监测患者的炎症标志物变化时，当NLR、CPR和CAR相较于基线水平均有所上升时，这可能预示着疾病的进展。相反，如果NLR、CPR和CAR相较于基线有所下降，而AFR相较于基线上升，则可能表明疾病得到缓解。本研究中，动态监测CPR变化与irAEs的发生有一定相关，对于预测PD-1抑制剂抗肿瘤治疗的临床疗效以及提高治疗应答率具有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