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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是历史学领域的前沿研究之一，在疾病史、身体史和医患关系等研究中已取得丰硕成果。随着研究的推进，尤其是伴随着医学知识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医案、医方等医学著作成为新的研究史料，既往的研究对象也从对社会、文化的探讨转向对医疗活动中鲜活的“人”的关注。明代医案中关于女性的记载十分丰富、多样，为开展性别史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史料基础，以医疗社会文化史和书写史为视角探讨医疗场域中女医者与女患者的书写成为可能。<br>　　以《孙文垣医案》为代表的明代男医医案，将女性医护者隔离在正统医者体系之外，常将其边缘化。女性医护者多因受教育程度有限，医术低劣、医德缺失而被男医诟病。也有少量以稳婆为主的女性医护者因助力妇人胎产无虞，或与男医之间有医学知识交流而被撰写在册。女患者常被男医置于男性家属的附属地位，对其冠以夫姓加以记载，且男医笔下的女患多缺乏择医自主权。男医在书写女患者时，更倾向于借书写良好的救治效果、被患者口口相传的医名、优于时医的医治策略，来衬托自身医术之精湛，而忽视挖掘患者患病之根因。<br>　　探究谈氏之案《女医杂言》可知，其所书女医形象是正面的。女患者作为独立个体被书于医案中，其身份称谓不以父家、夫家论之。女患者参与择医诊疗，女性在医疗场域中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得到有效保障。与男性医家漠视患者病因而重视救治疗效相反的是，女医谈允贤更关注患者患病之因，而有意淡化救治之功。<br>　　明代医案所见妇人生育执念及胎产之苦，皆表明生育作为枷锁擎制女性。反之，室女、孀妇、放出宫女常受忧思之苦。被翁姑规训、嫁夫不如意、被责任束缚、被陋习规劝都导致女性生存境况恶化。已有女性突破闺门限制，从事社会活动。有些是被迫承担生计而走出闺门，有些是主动打破性别规劝从事商业、经济、医学等活动而冲出闺门。凡此种种，皆在明代医案中有所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