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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在‘猝死’的病因上，‘心源性猝死(SCD)’占80％。但目前仅有‘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对SCD的预防有一定的效果。可是其毕竟不能对‘室性心动过速’的发生起到预防作用。所以从SCD的发生机制方面来进行深入的研究是迫切需要的。我们通过动物实验作为研究对象来观察‘瞬间外向钾电流(transient outwardpotassium current，Ito1)’的电生理特征，因为其在揭示以‘Brugada综合征’为代表的‘无明显器质性心脏病’证据人群而发生SCD的机制研究中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猝死’发生中占大多数的‘急性心肌梗塞’的人群中，‘血运重建术’是否能改善‘心肌不均一性’而减低SCD的发生率，对于探讨反映‘心肌Ito1离子流不均一性’的宏观指标有重要意义。<br>　　目的:研究大鼠心室肌细胞‘瞬间外向钾电流(Ito1)’的电流强度和密度、激活、失活、恢复动力学过程和电压依赖性，频率依赖性等电生理特征;观察各种浓度的‘奎尼丁’(Quinidine)、4-氨基吡啶(4-Aminopyridine)对大鼠心室肌细胞‘瞬间外向钾电流’的影响，从而在细胞离子的层面去探讨‘奎尼丁’有望作为治疗‘Brugada综合征’的侯选药物的机制。<br>　　对于‘急性心肌梗塞’且行‘血运重建术’的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其远期发生SCD的患者的危险因素，考虑‘受累心肌’的多少是否与‘电异质性’相关。<br>　　方法:成年大鼠30只，用酶解法分离大鼠单个心室肌细胞，利用全细胞膜片钳制技术，记录其‘瞬间外向钾电流’，同时观察其电生理特征及不同浓度的Quinidine、4-Aminopyridine对大鼠心室肌细胞‘瞬间外向钾电流’的作用过程。<br>　　在临床方面，分析了19991～20032月102例接受住院治疗的‘急性心肌梗塞’患者，根据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分成3组，LVEF≤40％(15例)，40％＜EF＜50％(12例)， EF≥50％(75例)，分别随访1～4年的SCD发生率。<br>　　结果:1.①大鼠心室肌细胞具有强大的‘瞬间外向钾电流’;②随着膜电压的升高，其离子流的强度也增加;③其激活曲线和失活曲线分别呈S及反S型，可以被单指数的Boltzmann方程拟合;④随着刺激频率的增加，Ito1离子流被抑制程度也增加呈现频率依赖性的特征。<br>　　2.①‘奎尼丁’及‘4-Aminopyridine’对‘瞬间外向钾电流’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②‘奎尼丁’对‘瞬间外向钾电流’的抑制作用呈现浓度依赖性。③浓度一定时，药物对Ito1的抑制作用也呈现电压依赖性的关系。④经‘10μmol/L‘奎尼丁’作用后，Ito1的激活曲线右移，也可以被Boltzmann方程拟合。无显著性差异。经‘10μmol/L奎尼丁’作用后，Ito1的失活曲线左移，可以被Boltzmann方程拟合，无显著性差异。⑤经‘奎尼丁’作用后，大鼠心室肌细胞Ito1恢复曲线右移，被Boltzmann方程拟合后，‘10 umol/L奎尼丁’使时间常数(τ)从86±12ms延长为135±14ms p＜0.05，有显著性差异。⑥‘奎尼丁’对峰值Ito1离子流强度的抑制作用随着刺激频率的增加而增强。即表现为明显的‘频率依赖性’;而‘4-aminopyridine’对Ito1离子流的阻滞作用表现为‘逆频率依赖性’的趋势。<br>　　3.临床方面:在‘急性心肌梗塞(AMI)’接受‘血运重建术’的患者1～4年的随访过程中，102例中发生SCD有8例，LVEF≤40％(15例)组中有4例，占26.7％;40％＜EF＜50％(12例)组中有1例，占8.3％; EF≥50％(75例)组中有3例，占4％。LVEF≤40％组SCD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而后两组无显著性的差异。<br>　　使用多变量的Logistic回归方法处理数据后，该类人群发生SCD的危险因素为:LVEF≤40％，年龄，多支病变。其危险比（OR值）和95％的可信区间分别为LVEF≤40％组:3.221及0.772～3.429;年龄:2.291及0.458～1.473;多支病变:1.025及0.731～1.437。<br>　　结论:1.①在大鼠心室肌细胞存在明显的‘瞬间外向钾电流’，他负责于复极1期末的“尖峰～穹隆”状动作电位的图形。②‘奎尼丁’对‘瞬间外向钾电流’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对其的动力学影响是通过干预其失活后的恢复过程而实现的。③作为古老的抗心律失常药物，‘奎尼丁’可以通过抑制Ito1，延长动作电位的复极时程，结合其新近在‘Brugada综合征’的药物治疗方面的功效，有望成为治疗‘Brugada综合征’的候选药物之一。‘4-aminopyridine’同样具有抑制Ito1的作用，恢复‘电异质性’的趋势，但是目前没有相应的临床资料，所以，仍然停留在工具药的水平。<br>　　2.‘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接受‘血运重建术’后其影响SCD的发生率的危险因素是左室功能，多支病变，年龄。根据SCD的发生机制主要是由于心肌梗死后放大了Ito1在‘梗死区’和‘非梗死区’，以及在‘梗死区内’‘电不均一性’的理论，‘受累心肌’与‘电异质性’是呈现相关关系的。既心肌梗死后‘受累心肌’大，LVEF低，‘电异质性’就明显，SCD发生率就高;多支病变，其对心脏组织‘电不均一性’的影响在更广阔的领域发生，导致SCD发生率高。我们是否可以把‘左室功能，多支病变’作为探测微观‘电不均一性’的宏观指标，来做为该类人群‘血运重建术’的指征，为减少SCD的发生，进一步的发展应该是完全的‘血运重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