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词汇。在现代中国,要想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我们必须将之纳入“关系”的视野。中国人对“关系”特别敏感,有没有关系通常成为要不要帮忙和支持的关键。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人的行为具有相当高的“关系取向”,为了建立关系,通常就会想尽办法,把没有关系的人变成有关系,这种现象被我们形象的称为“拉关系”。“拉关系”就是要把自己投入有效的关系网络中,利用关系而达成目标。通过拉关系,我们就可以在原本没有关系的人中间建立关系,或者将原来的远关系变成可资利用的近关系,因为我们只重视自己人或熟人。从关系距离再来决定我们的行动方式,关系是有用的,具有很高成分的功利取向。<br> 就医和看病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行为。在现实的医疗服务中存在着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患者就医一般都首先选择认识或熟悉的医生和医院,如果不直接认识或熟悉,患者就医之前一般都会动用一切社会资源,通过关系人选择关系人认识和熟悉的医生和医院就医。笔者在某大型三级甲等医院工作了近20年,对医疗服务过程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而且经常有人通过笔者到医院看病,对患者通过“关系”就医的现象有亲身体会。笔者将患者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前往医院就医的现象称之为“关系就医”。<br> 本人试图用本土化理论研究患者就医行为。研究基于两个本土化理论观点:一是“关系”是了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核心概念:二是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关系网络中的一种主要社会行为方式。本研究意在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中国社会患者就医取向,用中国社会本土化概念“关系”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就医行为。<br> 本研究采取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研究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和行动研究法,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调查研究采取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者针对医生和患者两方调查对象分别设计调查问卷,医生问卷共发出200份,收回有效问卷172份。患者问卷发出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17份。在问卷调查的同时,笔者在医生和患者中同时开展深入访谈。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笔者分别设计了患者和医生的访谈提纲,并分别访谈患者和医生各15名。在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访谈资料的整理的基础上,笔者以“关系就医”为切入点分析医患双方互动关系,得出以下几个结论:<br> 医患双方“关系就医”取向明显。调查发现,患者在看病就医过程中“关系取向”明显,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关系医生。医生接受并认可“关系就医”,并希望“关系”介绍病人。<br> 医患双方均从“关系就医”中获益。医疗服务作为当前社会的稀缺资源,患者通过“关系就医”可以接近并获得医生权威,有利于求医看病过程的顺利完成。医生通过关系人介绍病人,除了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以外,最重要的是获得“医生名声”的提升。在“关系就医”的过程中,医患双方均为受益者。<br> 医患双方均为理性“关系就医”。患者在“关系就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理性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患者“关系就医”的目的上,患者“关系就医”的首要目的是接近并获得医生权威,其次是希望通过“关系就医”获得一系列照顾,特别是诊疗方面的照顾。医生在处理“关系就医”的患者时,并不是盲目的顺从关系人或关系病人的意愿,而是在坚持医生的职业伦理道德的基础上适当照顾。<br> 医患双方对“关系就医”的效果存在认识差异,最终导致医患互动错位。患者通过“关系就医”,其目的在于接近并获得医生权威,其最终目的是让权威医生在诊疗方面给予最大照顾,并试图通过关系影响医生的治疗方案,以期获得最好的治疗效果。而医生在处理关系病人的过程中,在兼顾关系人的人情面子的同时,始终坚持医生的职业伦理,为关系病人更多提供的是服务和沟通方面的照顾,而在治疗方案方面并未给予特殊照顾。这就导致医生和患者在对“关系就医”的效果方面存在认识差异,最终导致医患双方互动的错位。<br> 论文的最后着重从“照顾”含义的不同理解和医生给予与患者期望间的差距分析了医患互动错位的表现,并认为医患双方对病患意义的不同理解和医学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导致医患互动错位的原因。最后,笔者探寻了重构良性医患互动的途径,笔者主要探讨“关系就医”对医学领域的影响,从医学理念和医学管理等层面探讨重构良性医患互动的途径。<br> 本文并不仅限于对“关系就医”现象的分析。本研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对医患互动的实证研究帮助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并通过研究医患互动总结出中国人社会行为取向的新发现。本文将“关系就医”现象的研究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通过对“关系就医”现象的实证调查和分析,从中思考和发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中国人“关系取向”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影响。<br> 本研究以“就医”这一普通而又重要的日常社会行为为切入点,考察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关系取向”的中国人社会行为模式的变迁。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可以思考出以下几个问题:<br> 关系取向依然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本研究的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关系取向”。<br> 关系取向的功用性增强。通过我们的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表明,患者的“关系就医”和医生对“关系就医”的接受和希冀,更多的是出于功用化的目的。患者“关系就医”的目的在于接近并获得医生权威,并希望通过关系人在诊疗方面获得一定的照顾。而医生亦想通过关系人介绍关系病人,获取名声、经济方面的利益。<br> 关系取向日趋理性化。笔者此处的关系取向的日趋理性化是指关系取向双方在行事过程中始终坚持的“理性人”角色,这个“理性人”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上的理性,更多的是指当事人对自身职责和角色的理性。从本研究的经验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生在“关系就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医生的职业伦理,牢记自己的治病救人角色。在患者通过“关系就医”希望通过关系人对治疗方案产生影响的条件下,医生给关系病人提供的仅仅是服务和沟通方面的照顾,而在治疗方案方面没有本质影响,这表明了医生对自身责任和角色的清楚认知,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关系就医”取向下医患双方的普遍主义取向和特殊主义取向的问题,医生在治疗方案方面的“理性”表明医患互动关系呈现单面的特殊主义。<br> 笔者认为,“关系取向”的上述变化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现象。转型期中国社会最大的特点是资源的稀缺性和制度的不规范性,正是由于转型期的这两大特点,导致了“关系就医”取向的日益加剧以及关系取向的功利化、理性化趋势。在资源稀缺的转型社会中,某种资源越缺乏,越是为少数人所控制,个人越可能用“拉关系、走后门”的方法来打通关节。这样,关系就演变成人们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关系取向的实质也就演变为利益交换。转型期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规则不完善,关系就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利益成为人们“关系取向”中关心的首要目标。关系也已蜕变成一种单纯的功能化的社会机制,异化为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潜规则。这些变化是转型社会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随着各项法制、法规的日益健全,这些变化也将随之减弱乃至消失。<br> 综上所述,本论文以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为大背景,用医学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中国社会患者就医取向,利用中国社会本土化概念——“关系”研究分析中国社会医疗行为中的医患关系,提出并定义“关系就医”概念,调查分析“关系就医”取向,进一步研究“关系就医”对患者和医生的影响,提出“医患互动错位”新观点,分析医患互动错位的表现和原因,探索“关系就医”取向下重构良性医患互动的途径,并探讨在转型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国人社会行为“关系取向”的变化。本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创新意义。<br>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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