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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br>　　 本研究旨在从正性情感、负性情感、正性体验、负性体验、客观支持、主观支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等多角度，对杭州市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概况进行调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了解其性别比、年龄分布、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等情况，并比较这些因素是否会影响社区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找出提高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科学举措，以达到提高其主观幸福感的目的。<br>　　 [方法]：<br>　　 对杭州市300个社区的2985名工作者人群中采用按类分层、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调查了235名社区工作者，其中男性156名，女性79名，年龄20～84岁，平均年龄(39.87±9.88)岁；抽取样本与总体年龄、性别分布差异无显著性(P>0.05)。<br>　　 通过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社会支持量表(SSRS)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对其主观幸福感的五个维度、社会支持的四个维度和应对方式的两个维度进行测查，将所有数据用SPSS做频数分析、单样本t检验、多因素方差分析、偏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r>　　 [结果]：<br>　　 一、杭州市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的特点分析<br>　　 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的正性情感为4.45±2.96、负性情感为3.00±2.68、正性体验为7.19±3.85、负性体验为4.75±3.31、总幸福度为27.89±9.77。与盖萍等对某社区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调查的结果比较发现，正性情感和体验以及总幸福度均没有显著差异，负性情感和体验的差异处于临界值状态，分别为0.053和0.043，总体来说两次测量的结果基本吻合。<br>　　 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的积极应对为34.00±6.58，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1)；消极应对为25.28±6.97，显著低于全国常模(P<0.01)；社会支持总分为41.41±6.67，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01)。<br>　　 二、不同人口社会学因素对杭州市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析<br>　　 1、t检验结果显示，杭州市不同性别的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r>　　 2、t检验结果显示，杭州市青壮年和中老年社区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r>　　 3、t检验结果显示，杭州市社区工作者月收入高于1000和低于1000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r>　　 4、F检验结果表明，杭州市不同文化程度的社区工作者正性情感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P<0.05)，而负性情感、负性体验、正性体验和总幸福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学历为本科和大专的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学历为高中和初中的(P<0.05)。<br>　　 5、F检验结果表明，杭州市不同婚姻状况的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br>　　 三、控制人口社会学因素的偏相关分析<br>　　 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的消极应对与正性情感、正性体验、总幸福度显著负相关(P<0.05)，与负性情感、负性体验显著正相关(P<0.01)；积极应对、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均与消极应对相反，与正性情感、正性体验、总幸福度显著正相关(P<0.01)，与负性情感、负性体验显著负相关(P<0.01)；客观支持在诸因素中表现出相关最弱的趋势，与主观幸福感各因素相关程度均不高。<br>　　 四、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回归分析<br>　　 结果显示，主观支持、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和支持利用度依次进入回归方程，标准回归系数一次为0.249，-0.270，0.245，0.150，本模型拟合度为0.346。<br>　　 [结论]：<br>　　 1.不同性别、年龄、收入和婚姻状况的杭州市社区工作者主观幸福感差异不大。<br>　　 2.文化程度高的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的正性情感低于文化程度低者，可能与自我价值得不到体现有关。<br>　　 3.杭州市社区工作者的消极应对与正性情感、正性体验、总幸福度显著负相关(P<0.05)，与负性情感、负性体验显著正相关(P<0.01)；积极应对、社会支持总分、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利用度均与消极应对相反，与正性情感、正性体验、总幸福度显著正相关(P<0.01)，与负性情感、负性体验显著负相关(P<0.01)；客观支持在诸因素中表现出相关最弱的趋势，与主观幸福感各因素相关程度均不高。其中主观支持、消极应对、积极应对和支持利用度依次进入回归方程，标准回归系数一次为0.249，-0.270，0.245，0.150，其拟合度为0.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