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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植物是陆地生态系统的第一性生产者，是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的载体，研究植物群落的调控机制对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植物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传统观点认为，光照、土壤等非生物因子是调控植物群落的关键因素，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物因子特别是植食动物、昆虫和病原菌对植物群落也具有重要影响。虽然植食动物、昆虫和病原菌对植物群落的作用不可忽视，但目前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1）植食动物对植物群落的影响存在很大争议，长期以来缺乏统一认识;2）以往大多数研究只关注单一生物因子的影响，缺乏同时考虑多个生物因子的相对作用;3）大部分研究仅关注单一植物生活型，很少考虑不同植物生活型（例如乔木和草本）对植食动物、昆虫和病原菌的响应。基于以上不足，本论文首先利用全球围栏实验数据，探究了植食动物对植物群落的调控作用及其影响因素，进而采用野外控制实验和模型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究植食动物、昆虫和病原菌对不同生活型植物的相对作用，系统地探讨了植食动物、昆虫和病原菌对植物群落的调控机制。主要结论如下:<br>　　1.基于36年以来的全球123个围栏实验数据，利用Meta分析的方法，分析了植食动物在调控植物群落方面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全球尺度上，植食动物降低了植物繁殖、存活率、生物量和多度，提高了物种均匀度，且这种下行控制作用在不同生物群区、动物类型和围栏时长间是一致的，说明植食动物对植物群落的调控作用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温度、水分、生产力等特征，以及动物和植物类群等因素，均无法准确预测植食动物的影响强度，表明其他因素如邻体植物、植物的生活史策略等，可能对植食动物的下行控制具有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植食动物促进植物多样性的结果，仅局限于温带草原生态系统，对于其他区域如温带森林，植物多样性的调控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br>　　2.以长白山阔叶红松林为例，利用围栏、杀虫和杀菌等为期3年的处理，并通过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的方法，发现杀菌增加了同种大树周围幼苗的增补和存活，杀虫仅增加同种大树周围的幼苗增补，围栏对幼苗增补和存活均无影响。通过对比三种处理的结果，发现病原菌是调控阔叶红松林乔木幼苗群落结构的重要因子，植食性昆虫次之，大型动物影响较小。本研究还发现病原菌、昆虫的影响强度，在不同植物生活史策略（菌根类型和耐荫性）以及不同树种间表现不同。<br>　　3.同样以长白山阔叶红松林为例，利用围栏、杀虫和杀菌等处理，通过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乔木多样性和树种组成如何通过病原菌、昆虫和植食动物影响草本丰富度。结果表明，阔叶红松林草本层的物种丰富度受病原菌和植食性昆虫调控，且这种调控作用与林冠层的乔木多样性和树种组成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随乔木多样性增加，杀菌和杀虫均增加了草本的物种丰富度;杀菌还增加了常绿针叶乔木周围的草本丰富度，杀虫却减少了落叶阔叶乔木周围的草本丰富度。草本优势度的结果基本与丰富度相反，随乔木多样性增加，杀菌显著降低了草本优势度;杀虫则促进了落叶阔叶树周围的草本优势度。该研究结果表明，病原菌和植食性昆虫也是驱动温带森林草本多样性的重要因子。<br>　　综上，本论文发现病原菌、昆虫和植食动物等多种生物因子，对乔木、草本等多种生活型的植物群落结构均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且调控作用的强度还受植物自身的生活史策略以及邻体植物组成和密度等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不仅更新了人们对植物群落调控机制的认识，而且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