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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江江豚(Neophocaenaasiaeorientalis)是检验长江保护成效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而鄱阳湖具有较大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较好生态环境以及洪泛生态系统的独特特征，是探究人为活动与自然环境交互影响下长江江豚种群生存现状及制定相关保护措施的良好模型。目前，对于该种群的数量、分布、繁殖生态、栖息地利用和重金属含量等方面研究较多。然而对其种群动态趋势，特别是十年禁渔对其种群的影响以及可育雌性成年个体占比问题、长江江豚与鱼类群落耦合关系、环境容纳量、适生性分析和环境DNA引物开发等方面研究仍有不足甚至空白。<br>　　鉴于此，本研究对鄱阳湖长江江豚进行了3年同步监测，并围绕其栖息地鱼类群落开展了2年系统监测，对代表性饵料鱼类跟踪监测了5年。同时，收集了近20年(1998～2017年)典型水域渔业捕捞产量数据，分析了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动态与相关水域渔业捕捞产量变动趋势的关系，并探讨了十年禁渔对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的影响。以此为基础，进行了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生存力分析、环境容纳量估算、适生性分析及其对未来气候响应、线粒体微卫星引物开发及验证等保护生物学研究，为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br>　　1.同步监测结果表明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保持稳中有增趋势，且母子豚占比也反映其可育雌性群体占比明显增加。鄱阳湖长江江豚主要分布在以都昌县老爷庙、南北湖区交界的松门山、鄱阳县龙口为核心的周边水域。与2019年11月相比，2021年11月典型水域的长江江豚监测个体数量增加68.0％,监测位点数量增加13.0％,种群密度增长49.2％,而2017～2022年鄱阳湖长江江豚整个种群年增长率只有1.53％,提示其在典型水域存在集聚效应。<br>　　2.鄱阳湖长江江豚与鱼类群落存在较强的耦合关系。鄱阳湖渔业捕捞产量与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趋势重合度相对较高，即二者均表现为先下降，后升高，自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稳中有增的趋势。鄱阳湖长江江豚出现概率高的区域与鱼类多样性指数和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高的水域存在部分重叠，提示长江江豚对鱼类多样性和密度均存在一定的指示功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鄱阳湖及相关河口鱼类多样性下降趋势尚未改变，凶猛型肉食性鱼类恢复较快，而小型鱼类生存压力较大，季节性和区域性饵料资源短缺将可能成为制约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恢复的限制性因素之一。但鄱阳湖湖区短颌鲚（Coilianasus）资源目前总体处于未开发状态，资源恢复趋势明显，又有利于增加长江江豚饵料来源。<br>　　3.种群生存力分析表明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相对较大，稳定且持续的种群增长率维持了较高的遗传多样性水平。同时，个体交换是改善鄱阳湖与长江干流长江江豚种群之间不充分不对称基因交流的一种直接有效措施。该种群100年内随机增长率、灭绝概率和平均现存个体数量分别为0.0176,0.00和849,遗传多样性保持在98.47％。单因子敏感性分析表明，生殖率（42.5％）、新生幼豚雄性占比（57.5％）、新生幼豚死亡率（27.5％)、环境容纳量（600头）和中长周期灾害频率为（3.5％）等生理生态参数以及环境因子指标均需保持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内禀增长率和随机增长率均为正值。<br>　　4.在全面禁止生产性渔业捕捞背景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具有相对充足的环境容纳量，极端枯水位时其环境容纳量为0.257ton/km2（约1160头）。该生态系统中，凶猛型肉食性鱼类功能组为关键捕食者，其具有较高的总体效应值（1.000）和关键指数（1.094）。浮游动物功能组为关键被捕食者，其也具有较高的总体效应值（0.430）和关键指数（0.426）。需要强调的是，目前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处于有记录以来最高值，种群数量动态与环境容纳量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br>　　5.鄱阳湖长江江豚适生性分析及其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响应表明，温度是决定鄱阳湖长江江豚潜在适生区的重要生物环境变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2050年代，ssp370）,长江江豚和母子豚的高适生区面积均分别从0.23～0.24万平方公里下降至0.14万平方公里。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面临较大生境丧失风险，重点保护，修复其生境，尤其是母子豚相关生境有利于长江江豚的保护。<br>　　6.基于长江江豚线粒体基因组，经PCR扩增、测序以及qPCR验证，获得了8对特异性良好的长江江豚线粒体微卫星引物，在环境DNA研究中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同时，目标基序CAAATT存在CAAATTCAAATT和CAA-TTCAAATT两种情况，目标基序AGTGGA也存在AGTGGAAGTGGA和AGTGGA-GTGGAT两种情况，提示该2对引物具有区分长江江豚线粒体单倍型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