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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活动受限于自然植被的组成及相应的环境背景，而农业则是人类适应自然环境、作用于自然植被的典型产物。以稻作农业为例，其产生与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植被景观，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与变迁。然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与人类活动有关的古环境分析和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往往被割裂开来，十分不利于科学全面地恢复古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很多工作分别集中于自然沉积和考古遗址文化堆积的植被与环境分析，没有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不利于系统地了解考古遗址的地方性环境演变，也难以窥探人类活动（特别是稻作农业活动）与植被演替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人类重要行为模式的一种，稻作农业活动与整个史前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特别是东亚地区），而此前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稻作农业活动自身的诠释上，很少能够上升到对社会面貌的探究。<br>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以“太湖流域史前稻作农业及其与植被演替、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为主题，基于对太湖流域前期植物考古研究的梳理，通过濒临太湖北岸的古胥湖自然沉积的孢粉和炭屑分析，对比太湖流域自马家浜文化经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的五个考古遗址人为堆积的孢粉、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研究，初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br>　　第一，太湖北侧古胥湖的区域植被演替和环境变迁历史:(1)晚更新世(23.0-11.7 ka BP)，以禾本科—栎属—栲属组合为代表性的植被景观，气候干凉，表现出的冰后期主要气候事件包括最老仙女木事件(Oldest Dryas)、B(o)lling/Aller(o)d事件以及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2)全新世早中期(11.7-4.4 ka BP)，区域植被景观为栎属—栲属—禾本科—蒿属—香蒲属组合，气候温暖湿润，其中7.9-4.4 ka BP为该区域的全新世大暖期;(3)全新世晚期(～4.4-ka BP)，以栲属—栎属—禾本科为代表的植被景观较为稳定，且与现在的植被面貌较为接近。<br>　　第二，太湖流域考古遗址人为堆积距今7000-4300年前的植被景观和环境特征与古胥湖自然沉积相应时间段所揭露的较为一致:地带性植被均是以栎属、栲属、榆属等为主的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水稻已经逐渐被广泛栽培并利用;但是人为堆积的不同阶段或不同遗址又存在或多或少的区别，如马家浜文化时期表现出对榆属植物更加喜好、崧泽文化时期更加偏爱桦木属植物、良渚文化时期栽培植物种类和数量更多等。可见，人为堆积用于植被重建和环境恢复在一定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br>　　第三，全新世以前，该区域即有野生稻分布;稻作农业发生、发展于全新世大暖期(7.9-4.4 ka BP)。距今7000年前，水稻在太湖流域即以驯化稻形式存在。马家浜文化以来较为成熟的水稻栽培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水稻的粒型和植硅体性状。<br>　　第四，自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时期，太湖流域以水稻为主的农业体系渐趋完善，水稻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植物性食物的种类一直多样化。水稻始终是唯一的谷物，甜瓜、菱属等瓜果类食物的种类也趋于增加，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专门作为蔬菜食物（如小葫芦和蓼属植物）。此外，种类众多的药用植物（如委陵菜属、马瓞儿、小葫芦）也很可能已经与史前先民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br>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再结合考古学文化和聚落形态的研究，我们认为史前时期太湖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达程度直接决定人口压力大小，是稻作农业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条件。而气候波动甚至可能存在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环境的恶化，有限的自然植被资源已经无法满足食物采集，为该区域稻作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反过来，稳定的环境条件、良好的植被景观以及发达的稻作农业又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与繁盛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向良渚文化迈进。概之，在动态的环境体系中，稻作农业和考古学文化通过自我催化得以相互促进。